传说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家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当然是激愤的话，但也可以说是经历多次打击后对人生态度的反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聪明是一种错误，一种人格缺陷，甚至是一种性格悲剧。倘若你比同侪聪明，就有可能遭到嫉妒排挤从而导致孤立；倘若你比上司聪明，就有可能遭到冷遇封杀甚至打击迫害。所以，自从那位“露才扬己”的屈灵均沉于汨罗之后，后世的聪明人便从庄子那里找到“绝圣弃智”的护身符，时时警惕乃至千方百计与自己的聪明作斗争。于是便有了徐青藤的惧祸发狂，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以及“但愿生儿愚且鲁”的无奈和辛酸。于是无知和装傻便成了更伟大的聪明。
这并非只是官场的潜规则，世间的潜规则，在唐宋时代，这也是禅宗丛林的法则。德行高尚的祖师教禅徒们，“饥来吃饭，困来则眠”，“平常无事”，乃是最高境界。哪个小和尚稍微想思考一下，拟议一下，少不得被棒打趁出，或是喝得三日耳聋。禅宗就是与聪明作斗争的一个佛教宗派。
也有那么几个聪明人，天赋极高，啥事都想试试，啥话都想说说，结果就出问题。以宋代高僧惠洪为例，便是被聪明误了一生的典型，正如《明白洪禅师传》所说：“工呵古人，而拙于用己，不能全身远害，峻戒节以自高，数陷无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过，而自取之邪？”
这个十四岁便因父母双亡而出家的天才少年，似乎一生都是在还前世的孽债。十五岁写诗豪伟惊人，二十岁在京城寺庙里讲《成唯识论》，二十八岁悟得禅宗精髓，三十六岁草就《圆觉经皆证义》《林间录》，四十五岁完成《尊顶法论》（《楞严经合论》），五十岁撰成《禅林僧宝传》，此后更是笔耕不辍，注《周易》，作《智证传》，注《宝镜三昧》，注《法华经》，撰《冷斋夜话》。在我们惊讶惠洪并不太长的一生（享年五十八岁）撰写一百多卷著述的同时，却为他被聪明所误的坎坷遭遇扼腕叹息。
二十九岁时，惠洪被逐出师门，原因是“少年不忍混白黑，出言动辄为身灾。突汀出岸水必拍，乔木颖林风必摧”（《送凝上人》）。而这个打击不过是刚拉开厄运的序幕而已。三十六岁时，他在临川景德寺当住持不到一年，被人排挤出山门。三十九岁时，他在金陵清凉寺住持未满一月，就被狂僧告发，关进金陵制狱。四十一岁，在京城当了大半年宝觉圆明大师，又因卷入政治斗争被投进开封府监狱。严刑拷打之后，脸上刻了金印，刺配海南岛。从此被剥夺僧籍，尽管他还幽默地自嘲“海上垂须佛，军中有髪僧”，志趣不改。四十四岁时，从海南归来不久，又被押解到太原府证狱，虽然这次入监时间较短，但北方冬天没有暖气的监狱还是冻损了他的手脚。四十八岁那年，他再遭狂道士告发，关进南昌监狱。那里的酷刑，使他想起佛经中描写的地狱：“焚铁其地，汁铜其柱。鱼鲙而脔，瓜分而锯。”（《八月十六入南昌右狱作对治偈》）除此之外，乞食、饥饿和飘泊，也是他生命形式中的常态。
这一切，都是他的聪明或者说“假”聪明造成的结果。惠洪深知这一点，从二十多岁起，他就一直与自己的聪明进行殊死的搏斗，但性格使然，结果是一败涂地。他曾经反省自己，似乎幡然醒悟，“默唇僻处兀聋痴，十问烦人慵一答”（《次韵平无等岁暮感怀》）；也试图学学“无事禅”的样子，“无可作做，学坐睡法，饱饭靠椅，口角流涎”（《题自诗与隆上人》）；甚至给自己所住的地方取了个名字，叫“明白庵”，责备自己“世缘深重，夙习羁縻，好论古今治乱是非成败”，一个出家人，去关心什么天下大事。特别是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仿佛彻底地“明白”真正的人生，再次“收拾魂魄，料理初心”，重结“明白庵”，痛恨自己“识不知微，道不胜习”（《明白庵铭》），假聪明了大半辈子。
聪明人与自己的聪明作斗争，之所以失败得这样彻底，乃在于他始终没有真正放弃担当之心。就在惠洪结“明白庵”的同时，他便已发出“要当酬佛祖，终不负丛林”的誓言。这誓言却并非与聪明决裂，而恰恰是与聪明结盟，这就是“覃思经论，着义疏，发挥圣贤之秘奥”，“孜孜焉手不停辍，而言满天下”（《明白洪禅师传》）。
所以，那些同情他的朋友，会发出这样的赞叹：“盖慈心仁勇，悯后生之无知，邪说之害道，犯昔人之所切忌而详言之者也。宁使我得罪于先达，获谤于后来，而必欲使汝曹闻之。于佛法中，与救鸽饲虎等。于世法中，程婴、公孙杵臼、贯高、田光之用心也。乌乎，贤哉！”（《智证传》许顗后序）而那些不满他的朋友，会发出这样的惋惜：“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抱弥年之丹。古今才智丧身谗谤罹祸者多，求其与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故圣人言：当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宏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也。在觉范有之矣。”（《禅林宝训》卷二引惟清语）
然而，惠洪的悲剧果真是聪明的悲剧吗？如果当时的社会不是那么文网森严，以言治罪，告密成风，那些狂僧、狂道士的诬告又焉能得逞？如果禅门的人性不是那么卑劣阴暗，那些“高者忌其异己，下者耻其不逮”、“暗黩百出”的状况又焉能横行？与其说这是聪明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专制文化下正常人性的必然命运。
好在即使是在那样的社会里，情况也没糟到极点。聪明人仍被士人和草民视为文化的神灵，文明的无冕之王。苏东坡如此，黄山谷如此，惠洪在某种程度上亦如此。
令人感动的是，惠洪刺配海南，却有故人医生胡强仲千里相送，从河南开封伴随到湖南邵阳。惠洪劳教释放，又有泉州商贩徐五叔抛开生意，从海南琼州一路护送到湖南衡山。还有高风亮节的清源师叔，在惠洪被收押拴缚而熟人讳见的情况下，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冒雨步至抚慰，为生死诀别。真是义薄云天啊！惠洪的聪明，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因身份下贱而改变的值得敬佩和守护的财宝。而一大批好学的年轻和尚，更不管“冠巾说法”的惠洪是否有合法的度牒，甘愿跟着这个劳改释放犯求学问道，并大肆抄录惠洪的所有著作。
惠洪的命运也许是一个象征，中国古代文化财富就这样在人性的阴暗和光明的搏斗中留传下来。而聪明人并非总是失败者——正如老杜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时代聪明将不再被放逐，望子成龙代替了“但愿生儿愚且鲁”。当我们看到聪明无需再韬光晦彩，而不断被“作秀”、被广告、被炒作之时，所要担心的仅仅是——聪明不要变成了愚鲁，文化不要变成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