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婚礼都被认为是人生仪礼中最重要的世俗仪式。回首而望，从简朴到奢华，从单一到个性，喜事新办、中西结合，婚礼的形式、内容或是气氛都随时光而变，它不仅折射出某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状况，也反映出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这里主要以我的老家临湘市聂市镇国庆村易家山为地域，记录我见到和经历的一些婚俗，去感受新中国60年的婚俗变迁。
妹妹八个月做“童养媳“
“童养媳”，俗称“小媳妇”，如果暂时无子或无孙而迫切希望有个儿子或孙子，对其收养的小女孩则称“望崽媳妇”或“望孙媳妇”。“小媳妇”，是旧社会里最为弱势、最没地位的人群，是所谓“苦命人”。“小媳妇八字”，“像做小媳妇一样”，是旧时人们用以比喻生活劳苦、地位低下者的口头禅。
1940年6月，我父亲因病无钱治疗而逝世。其时，我两岁半，妹妹才六个月，老兄也只4岁。就靠劳力吃饭的农家来说，失去一个男劳力，无疑是失去了顶梁柱。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我母亲作出决定：将我妹妹从摇篮里抱给康田妈做“望孙媳妇”，我则由桃林舅父、姨妈带去抚养。妹妹抱给康田妈家后，母亲一连半个月，每晚深更半夜时，独自一人翻山藏到康田妈家的屋檐下听动静，听我妹妹哭不哭。见到康家待我妹妹确如己出，才放下心来。
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贫困之户、天灾人祸之家，皆能享受政府的“低保”，无温饱之虞，我总要想起我妹妹当“童养媳”的事。同时，收养童养媳婚姻制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便已消失，现在只有“童养媳”这个名词见于汉语词典，少数曾是童养媳的高寿老妪幸福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
我的“童子婚姻”
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我刚满七岁，大人们便关注我的婚姻大事了，开始操办“童子婚姻”。村子里有个名叫方家起的裁缝师傅给我家缝衣时，作介绍将他的侄女方喜生许配给我。方喜生比我小三岁，长相倩丽，性格温顺。方家起老人一提出，我母亲便问了方喜生的生庚八字，请算命先生定夺。算命先生一排，说我俩是“天作之合”。我母亲即按传统的习俗给我们“订婚”了。
所谓“订婚”是今天的时髦语言，当时叫“发书”。自此，我和方喜生都喊对方的父亲叫“岳父”、母亲叫“岳母”，俗称“干爷”“干娘”。方喜生小小年纪便要严守“闺规”，从来不来我家；他家有婚丧喜庆事或逢年过节，我得以“女婿”的身份去走动，去送礼。开始，我们两小无猜，还常到一起“煮土地饭”、“捉迷藏”、“跳房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相互间感到羞涩、窘迫了，一旦相遇，总是低着头迅速跑开，直至1956年解除了“婚约”方有自在、自由感。
我与方喜生的“童子婚姻”，是典型的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作合而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不过，这不是我们何家、方家的独创，而是旧社会的一种风尚，一种普遍现象。那时，社会上崇尚“摇窝里发书”（订婚），甚至“指腹为婚”。认为男女双方订婚的年纪越小，夫妻好合，白头偕老。现在崇尚的“自由恋爱，平等结婚”，是国家于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以后才有的事，“童子婚姻”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在那时也才寿终正寝。
今昔“新姑娘”大比拼
我的家乡，上了年纪的人都称“新娘”为“新姑娘”或“新娘子”，“新娘”，是现代青年人的时髦语。由于妇女地位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古今新娘有很大的不同。
以新人的结合看，旧时自己是无对象选择权的，全由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所左右。在结婚拜堂之前，不准相互见面、言笑，连偷看了也视为伤风败俗。正是因为不是自主的，花轿里的新娘，花轿外的新郎，都是高高兴兴者有之，悲悲泣泣者亦有之。旧的婚制，旧的婚俗，象铁箍一样无情地羁绊着他们，他们只能无奈地面对现实，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命运的安排。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订了新的婚姻法，男女平等了，婚姻自主了，青年男女的结合主要是自由恋爱。虽然也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但“媒妁之言”只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父母之命”也只是一种参考和策动，不起决定作用了。昔日的“就地开亲”也被冲破，即使穷乡僻壤也有了跨县、跨省乃至跨国的婚姻。
以化装看，旧时的妇女也化妆。不过，那时很简单，就是出嫁上花轿之前，坐到闺房的椅子上，由媒人或亲属中已经生儿育女、会开面的成年妇女，将一根长约60厘米的红丝线将脸面扯白，把脸上的寒毛一根一根地弹掉，再抹上一些细细的石膏粉，此即所谓“开脸”。“开脸”与其说是化妆，倒不如说是承受一次皮肉之痛。现在的妇女出嫁，不再用丝线开脸了，而是去理发店请专业理发师美容美发，化了妆，再与男友一起去摄影店穿着西式的婚纱，以多种姿态反复拍摄“结婚纪念照”，不少人还委托照相馆印成纪念册。
以于归看，“于归”俗称“迎亲”，于归这天是要坐花轿的。这花轿正面系轿门，门傍贴有对联；两根大木杠从安于轿外四角木柱上的铁圈里穿过，由4条汉子或8条汉子抬着走。一路上，花轿悠悠走，唢呐声声叫。到了60年代末期，出嫁改为步行，再后来是用拖拉机，汽车多起来后改用汽车。改革开放后，几乎都是用轿车载着新郎、新娘前行，媒人、大客分乘车辆随后，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以“接亲”看，旧时花轿到男家地坪停车后，要宰一只雄鸡从轿顶上挥过，表示去掉“煞气”；接着，礼生读名曰《回车马》的昭告，祭拜花轿；随后抬花轿至堂屋。由新郎开锁、牵轿娘子牵出新娘参加拜堂。新娘、新郎拜堂时，又由礼生念名曰《庙见》的昭告，先面对祖宗神位三叩首，后对男方的父母三叩首。拜堂后，新郎揭去新娘的红盖头，新娘才可大大方方地看新郎，显露风姿。此前对新郎看也不能看一眼，即使拜堂也只能是“一只眼睛拜堂，一只眼睛睃郎。”否则，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不守闺规。现在，一般没有“回车马”、“庙见”之仪，不请读书人念昭告了，只举行结婚仪式，只有证婚人讲话、拜见双亲介绍恋爱经过等活动。仪式结束，新郎新娘即进入洞房喝交杯酒，至此，婚礼告竣。
以嫁妆看，新旧社会都有陪嫁物。旧时的陪嫁多是家庭用具，富裕、官府之家，也有以田地屋宇相送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嫁妆从简，只有衣柜、餐桌、洗澡盆、椅子、被子、枕头，还备办一个斗篷、一件蓑衣、一把锄头、一担箢箕，以便新娘到婆家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进入60年代后，讲究有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随行，不过是男方出钱购买，女方只是装潢门面而已。最近一二十年，嫁妆再变：女方只备办一些被子，同新娘随行的“三大件”由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改成了彩电、音响、冰箱，这“三大件”一般是由女方在男方的“彩礼钱”中开支。男方的“彩礼钱”，除有这笔开支外，还有女方长辈在男家花的部分“茶钱”。其“茶钱”，一般是一、二千，多的也有上万的乃至几万元的。
中国人对家从来都有着深刻的情结，婚仪，这走向家的旅程自然而然被看重并且认真对待。由解放前的繁琐铺张、建国初期的革新质朴，再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攀比，到如今的个性婚礼，婚礼演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爱与责任。60年来，中国人的婚礼奏出了一首响亮的“解放进行曲”，如今我们正迎来一个婚俗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