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来宾市烟草局韩峰的情色日记曝光后，我在博客上评论：日记主人是一个远算不上恶劣的官员，理由是其“每日坚持写围脖体日记、会用IPHONE、会重装电脑，心里还牵挂着老婆和孩子，只在国际大酒店和女下属(仅为个位数)搞搞，只在办公室收收五位数以内的红包”。几位传媒圈内外的朋友在各自的报道和评论里援引了这句评论，感谢之余，我认为也间接证明了这种看法尚有一定普遍性。正如时评人十年砍柴所说，这也说明在当下的社会氛围和官场生态里，人们对官员的要求何其低也。
我理解，这是社会情绪对当下现实既无奈又悲哀的解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情绪的现实化解读，只是情色日记门里值得观察的第一个层面。
公众情绪里的这种无奈和悲哀，仅仅是以宏观层面为参照对其本人的参数式打分，并不能被看做对情色日记里所描述的这种庸常生活和腐烂吏治的宽容和纵容，更不是认可和鼓励。相反，将这种庸常与腐烂的原因追溯到更深层次的体制与社会氛围之上，并不能豁免事主本身所应承受的法律与行政责任，也不能免除其对纳税人和家庭应负的道德义务，更不能被事主本人拿来做任何场面上的免责借口——— 当然，他尽可以关起门来抱怨自己背。
所以，我非常关心情色日记门中当事人该如何自处，这是值得观察的第二个层面。
按说，从目前网络上下披露的信息来看，至少在逻辑上，此事后果的严重性上绝不会亚于“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周的落马，扳机只是一盒被过度解读的香烟；日记门此次，按照媒体的统计，抛开情色不谈，日记里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涉嫌受贿金额，就达16万之多。这是任何纪检监察特别是检察机关都无法坐视的地方——— 还有比这更明确具体的初查线索吗？
纵观这几天媒体介入后事态的发展，日记门主角的态度首先是沉默，接着是报警，而其他当事人则无一例外是各式各样的沉默，或者避而不见，或者挂断电话等等。
几个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都跟我抱怨前方突破之难，连烟草局的门都摸不进去，几乎所有人都销声匿迹，假想中的“政敌”信息源也总不现身。更为讽刺的是，领衔来查办此事的，恰是日记里和事主一起洗脚唱歌的烟草专卖局纪检组长。不得不承认，日记主人公人缘或许还真不错，班子也真团结，烟草系统自成体系的封闭性结构也真不是盖的。
看来，如果没有意外，媒体能发力的地方，除了去解剖和放大作为情色日记舞台的这个烟草专卖系统的行业特质外，就只剩下趁两会之机去堵来自来宾乃至广西的代表与委员了。
网络曝光，网民围观，传统媒体追击，这个在既往威力无穷的法宝，此次似乎劳而无功，徒添热闹之余，一拳打到了空气里：在事实层面上，无进一步真相呈现。在法律层面，无应有程序之出现。周久耕案的经验法则，换到南宁和来宾后，似乎就彻底失灵了。
这种局面的出现，既奇怪又不奇怪。有关当局显然相当明了网络情绪的规律，正是其以静制动虚与委蛇的作为与不作为，加上事主相当高明的鸵鸟式应对与反击，再加上公众粗放式的悲哀与无奈情绪，三个层面正在合力消解日记门周久耕化的可能性。
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即便无自上而下的外力来踩急刹车，随着新的网络关注热点出现，此事势必淡去，湮没在“这个神奇国度里此起彼伏的众多奇迹里”。在一个“拖”字诀里终于成了“多收了三五斗”的情色日记门事件，最后的结局是，既成为了篇首所描绘的这种社会情绪的逻辑基础，又为陷入下次类似事件中的主角与地方当局提供了良好的公关蓝本。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